而最早产生一般人格权的读者来信案早于吕特案4年运用了间接效力理论。

美国政府坚持保护农业土地资源的原则，不会轻易征收农民土地。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153条第2款规定：财产征收，惟有因公共福利，根据法律，方可准许之。

无庸讳言，被征收的土地由于改变了原来的用途和周边环境的变化，会产生增值现象。合理补偿的一个最起码的标准是，获得补偿后能使原来的土地所有者的处境与征地前没有明显的差别，也就是说被征地者经过补偿安置后其生活水平不会下降。（尼尔·K．考默萨：《法律的限度—法治、权利的供给与需要》，申卫星、王琦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8页。随后，督察员向国务大臣递交报告，由国务大臣确认此项目是否适用《强制征购土地法》。另一方面，按照我国的相关法律，村民委员会属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一级政权组织，加之土地补偿费的分配不属于村委会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的事项，所以村委会与其成员间分配土地补偿费的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

[11]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不断增加的失地农民群体，浙江省委、省政府从统筹城乡发展、确保社会公平着眼，着力保障被征地农民利益，让他们共享改革成果。在政府本身是用地人而没有征地受益人的情况下，政府承担补偿义务，负责向土地权利人支付征地补偿费，政府就成为实质上的补偿主体。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在这些案件中并没有用行政行为重大明显违法作为公民行使拒绝权的前提条件。

无效的行政行为自始不生效力，对任何人没有约束力。[46]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普通法才承认一个有瑕疵的逮捕有效、公民抵制违法逮捕的权利应受限制：一是逮捕得到法律的授权，虽然该法律后来被宣布违宪。多个司法判决也对公民的抗拒给予了肯定。[65]从司法实务来看，行政执法的严重瑕疵可能成为当事人抗拒的正当理由。

王天华：《行政行为公定力概念的源流：兼议我国公定力理论的发展进路》，载《当代法学》2010年第3期。警察在这方面的权力当然更是普遍。

[7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国办发明电[2010]15号。但至少在理论上，无效行政行为理论缓和了公定力的刚性，也给了公民违抗的权利。五、内容违背公共秩序、善良风俗者。在这个问题上，不妨适用学者所讨论的行政行为无效的情形。

[65]参见高铭暄、王作富主编。下面将从法律争议的层面、场合、方式三个角度，交代相关概念的使用。他可能拒不遵从行政行为设定的不作为义务，例如主管行政机关拒绝为其检疫而食品公司照卖猪肉。当一个公民承认现存的基本法律秩序，但基于自己对法律的判断认为一个行政行为违法，他争议的只是一个行政行为的效力。

拒绝权的行使既不总是以重大明显违法为标准，也不总是以法律明文规定为依据。[10]参见杜钢建：《抵抗主义法学运动与天野和夫的抵抗权思想》，载《法律科学》1992年第3期。

另见金伟峰：《相对人抵抗权与中国的行政法治实践》，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就无效行政行为而言，仍然存在与法治主义相悖的问题）。[41]只是，这一点已经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

麦卡特还是置若罔闻，地方检察官于是对他提起刑事诉讼。[74]参见崔卓兰：《论确立行政法中公民与政府的平等关系》，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4期。[20]参见[日]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黄冯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116页（公定力乃国家意志优越效力的结果）。普通法的规则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拒绝权的存在是对行政执法人员的一种警示。柳砚涛：《行政行为公定力质疑》，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有的主张保存公定力理论，但对公定力予以限制[22]。公民作为行政法的主体，也对法律存有自己的理解。

行政机关认为公民的抗拒错误，可以追究其妨害公务的责任，最后将通过法律程序予以裁判。被告的处罚决定没有考虑工商管理员的违法行为在纠纷起因和发展中的因素，认定事实不清，定性错误，并且也不符合《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公正原则。

最高法院可以发布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以加强对审判业务的指导。[28]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页。

其次，对公民违抗的法律后果，应当区别情况加以合理处理，以求目的与手段相适应。1963年，他与另外几名牧师（其中包括著名的民权活动家马丁·路德·金）一道，计划于耶稣受难日和复活节在伯明翰市举行抗议种族歧视的游行。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10条也规定：无效之行政处分自始不生效力。申请人有正当权益的，行政机关应其申请也须确认无效。

[54]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很少在这样的意义上判决确认无效。相关的观点大体上分为两个阵营：一方以行政行为公定力为根据、以维护行政秩序为目标，反对赋予公民拒绝权（抵抗权）。

该款又译为：行政处分有特别重大之瑕疵，依其一切足以斟酌之情形加以合理之判断可认为公然者，无效。从正面来说，公民抗拒行政违法行为不但保护自己权利，也有助于遏制行政违法。

最典型的是《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2款的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7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治理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问题的决定》，中发[1997]14号，1997年7月7日。

[37]McKart v. United States, 395 U. S. 185（1969）.[38]Shuttlesworth v. City of Birmingham, 394 U. S. 147 （1969）.[39]ibid, at 152.[40]比夏托华斯案早两年判决的沃克案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25]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页。另一方面，也要给予行政机关一定的优先权，维护行政秩序。否定公民拒绝权的观点，完全忽视了中国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

[30]他的同行毛雷尔也告诫：公民在法定期限内要求撤销行政行为，才是明智之举。上述例子不一定代表司法实践的普遍状况，但它们至少说明，法院在一些案件中对公民的抵抗给予了承认。

[55]这说明，行政行为无效确认判决的适用情形还有待明确。使用致命或者危险武器，或者造成身体伤害的，单处或者并处罚金或者20年以内的监禁。

一旦审查结果不认可当事人对法律的判断，违抗者将不得不吞食违抗的苦果。该条的具体内容，特别是地方性法规能否作为强制检查、调查的依据，有待斟酌。